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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档案馆部分老同志忆建馆往事
2019年11月18日  

  

    1959年10月8日,在北京西郊的白家疃村,一座宏伟的现代化建筑正式揭牌开馆。它就是中央档案馆,一座保管党和国家重要文献档案史料的宝库。

    前行有声,岁月无言。从1959年到2019年,60年,中央档案馆历经风霜雨雪、涉过激流险滩,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。回望当年,那些参与建馆的年轻人朝气蓬勃,如今他们鬓发如霜,都已过耄耋之年,有的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,但我们不会忘记!不久前,记者采访了部分曾参与建馆的老同志,聆听他们讲述那段激情燃烧的兰台岁月,回忆中央档案馆成立前后的点点滴滴。

    “如今的中央档案馆绿树成荫,周围现代化高楼林立,谁能想到60多年前,这里还是一片荒地。”说起当年筹建中央档案馆的往事,现年87岁的陈德心情十分激动。

    据陈德回忆,1954年,全国6大区中央局撤销,中央批准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下设立第三处(以下简称“三处”),也称中央档案馆筹备处,即今日中央档案馆前身,主要接收各大区中央局及其工青妇组织的档案和档案干部,办公地点设在北京丰盛胡同。三处处长由中办秘书局局长、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兼任,裴桐、吴宝康、闫希文任副处长。处下设办公室和华北、东北、西北、中南、华东、西南6个档案保管室及资料室,分别保管6大区的档案资料。三处共集中干部130多人,他们都来自各解放区大局秘书处档案科,且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,陈德就是其中一员,当时专管撤销后的各大区中央局档案。在此之前,陈德在华北局负责管理电报档案。

    集中起来的档案先后在北京西苑、半壁店保管,但保管条件十分落后。为了彻底改善保管条件并适应战备需要,中央决定在北京西郊的白家疃建造新馆。新馆于1957年开始施工建设,1959年建成竣工。至1959年10月开馆前,所有档案和工作人员已迁至中央档案馆,三处也从半壁店迁至白家疃。

    “开馆时完全是气象一新,档案馆有全新的办公场所、漂亮的库房和现代化的通风设备,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。开馆典礼很隆重,中央领导同志也很重视。10月8日,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朱德和‘中共延安五老’林伯渠、董必武、吴玉章、徐特立、谢觉哉,以及专家学者前来祝贺,并参观了党史陈列展,最后还与大家合影留念。”回忆起开馆当天的场景,陈德激动地说道,“周总理虽然没有亲临典礼,但为中央档案馆题写了馆名”。

    中央档案馆的正式开馆,既得益于党和国家的重视和关心,更有赖于当年为筹备建馆而付出辛勤汗水的老一辈档案工作者。他们在档案的征集、保管与利用等工作中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,为党和国家的档案事业奉献了一生。

    当时专职负责筹备处工作的副处长闫希文如今已经94岁高龄了。闫老14岁参军,在刘邓大军下属的新四旅宣传队做译电工作。抗战时期,他的腿曾被子弹打穿,负过重伤,也直面过死亡。这段难忘的经历也使他在日后面对各种繁复的工作时更加从容、淡定。1954年,闫老到中办秘书局第三处负责筹备建馆工作。开馆后,闫老一直负责办公室工作,历任办公室副处长、中央档案馆副馆长。当记者问及闫老工作经历和感悟时,他只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:“平平淡淡,几十年如一日,主要就是在办公室工作,做好领导交办的事务,尽职履责,也没什么特殊的。”

    问到家中是否保存了中央档案馆开馆前的照片时,闫老向记者展示了一张压在玻璃底下的泛黄老照片,那是开馆前筹备处所有同志的合影。“这是曾三,这是裴桐,这些都是中央档案馆筹备处的同事,坐在这里的是我老伴……”闫老一一为记者介绍照片中的人。

    在闫老的职业生涯中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,只有脚踏实地的工作和默默无闻的奉献。草萤有耀也成阳,档案系统里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爱岗敬业、埋头苦干的档案工作者。岁月从他们身上悄然流逝,但他们对档案事业的热爱却与日俱增。

    由于馆藏档案数量不能满足利用需求,亟须征集和补充,当时征集利用部的费云东积极参与了征集工作。

    “征集工作本身难度很大,是向别人索要党珍国宝,或者说让人家把‘传家之宝’无偿地捐赠给中央档案馆保存,根本不晓得要征集的档案在哪里,全凭自己去调查、去探索、去发现。”谈到当年的征集经历,费老动情地说。

    为早日解决征集工作的难题,费老通过广泛研读和多方请教,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——将征集工作与历史科研紧密结合,通过学习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活动历史、党政机构史,并拜访老革命同志,按图索骥,积极寻找征集线索,不放过任何“蛛丝马迹”。此外,他还不断总结研究经验、及时梳理伟人档案,写出《毛泽东与秘书工作》《周恩来革命活动卡》《刘少奇革命活动大事年表》等诸多文稿和100多万字的访问录,并撰写了大量与征集工作相关的业务心得体会。

    虽身居“庙堂”,费老也不忘深入“江湖”。30多年里,他行程20多万公里,用脚步丈量了全国除了港澳台外的31个省(市、自治区),拜访了1000余家单位和个人,带领着全科同事抢救了1万余件领袖手稿、10万余卷(件)革命历史档案,交出了一份份亮眼的征集“成绩单”。

    在30多年“南征北战”的档案征集生涯中,费老集腋成裘、积沙成塔,将散落在世间的“遗珠”汇聚起来,为中央档案馆攒下了雄厚的“家底”。

    提起那些为保护珍贵档案牺牲的先烈们,费老言语中充满痛惜,他再三强调,“我们后人要饮水思源,吃水不忘挖井人,千万不能忘记那些烈士以生命保全档案的可贵精神,要全心全意积极主动为党中央服务。”

    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感叹道:“共产党之所以成功,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它的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。”费老就是这样的党员,倾其大半生将足迹刻印在了档案征集抢救与历史研究的漫漫征途上,用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。

    开馆初期,正值国内经济困难时期,馆里的同志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,共克时艰,留下了难忘的回忆。

    1933年出生的张淑华,18岁时从东北局调到中央秘书处文印科。开馆后,她被分在技术处打字科。“当时分配到馆里时,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。那时候的中央档案馆附近都是荒地,又赶上国家困难,每人口粮都要减定量。记得当时,每人每月只发给20多斤粗粮、2两油。馆里有100多亩地,馆领导就支持和发动大家自力更生,开垦荒地,种果树、红薯、花生和蔬菜,自给自足。而且,每个人一年要抽出一个月的时间下地劳动。”谈到那段艰苦的岁月,张淑华感慨地说,“虽然生活艰难,但大家没有怨言、过得很充实,一起工作、劳动,相当难忘。”

    此外,据陈德回忆,“虽然新馆是新建的现代化楼房,但大家生活十分不便。很多同事的家人住在城里,自己住在馆里,和家人聚少离多。但大家没有抱怨,都在一心一意地为党和国家的档案事业默默奉献。”

    艰苦的条件没能磨掉大家的革命意志,反而使工作和学习热情更加高涨。由于馆里大多数同志都是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,文化水平有限。因此,大家积极响应周总理和馆领导的号召,学一门、通一门、精通一门,争做“司马迁”,利用业余时间读“四书”、上“电大”,熟悉档案业务。闫希文便是如此,他很早参加了工作,进馆后,经常自学档案专业知识,还发表了不少文章。

    另据张淑华回忆,1960年至1964年,她和郑淑兰、刘淑媛、陈德等同事一起到城里上“电大”。当时还是单休日,业余时间很有限,大家都利用零碎时间来学习和复习考试,学习热情十分高涨。有时,没来得及听课的同志就让同事用录音机录音,自己再挤时间听录音学习。当时馆里领导也很支持大家读“电大”,并给出时间复习。毕业时,大家拿到了大专文凭,既提升了文化修养,又增长了文化知识,对工作帮助很大。

    当年的档案馆可谓是专家云集。副馆长裴桐被尊为“活档案”,伟人手稿保管员齐得平被称为“毛泽东手迹研究专家”。而记者却对有“活字典”之称的潘合定印象深刻。

    潘老曾参加过渡江战役和解放西南战役,1949年在中央西南局秘书处从事文书处理工作,1954年调到中央秘书局三处。“中央档案馆成立时分3个部:中共中央档案部、国家档案保管部、明清档案保管部。”92岁的潘老至今仍清楚地记得,“我被分在中共中央档案部保管科保管档案,具体保管中央苏区、长征时期的文电和抗战时期的电报,以及从苏联接回来的档案。这些档案大部分是中文,也有德文、俄文、法文等。”由于潘老具有超强的记忆力和优秀的业务能力,被大家称为“活字典”。后来,他还做过档案利用工作。

    潘老很注重业务学习与研究。工作之余,他与同事合著了《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》等档案专业书籍。“只要钻进去,总有一点收获、一点成果。”潘老在谈到对年轻档案工作者的期望时说,“周总理一再教导我们:档案工作者要做博士,做司马迁。”

    工作中,潘老也深深感受到了党中央对档案工作的重视与关心。1962年,郭沫若为了给毛主席的一首诗作注释,专门到中央档案馆查档,裴桐、齐得平负责接待,负责保管这部分档案的潘合定也全程参与。当郭沫若问道“毛主席的这首诗是在何时、何地、何种背景下作的”时,大家都愣住了,没人答得上来。为了解答这个问题,大家找了一份军用地图,把反围剿时形成的电报与地图一一对照,郭沫若也住在馆里同大家一起查找,最终找到了答案。后来,郭沫若撰写报告向毛主席呈报了这件事情,毛主席在报告中“得到中央档案馆的帮助”的“帮助”前加了“很大”两个字。知悉此事后,大家倍受鼓舞,也明白了档案工作者不仅要熟悉档案,还要研究档案形成的历史背景。

    在这些参与建馆的老一辈档案工作者中,有不计名利、默默奉献、刻苦钻研档案业务的档案保管者,有身处困难时期仍坚守平凡岗位的普通打字员,也有低调谦虚、任劳任怨的行政职员,还有走遍全国各地、抢救党珍国宝的档案征集者……默默无闻、无私奉献、甘于寂寞、艰苦奋斗,是他们人生的亮丽底色。他们是新中国70年辉煌成就的亲历者,也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光荣时刻的见证者。他们在白家疃度过了人生的金色年华,将一生献给了党和国家的档案事业,更把对档案的一片炽热情感抛洒在了兰台这片心爱的土地上。

    1958年,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全体同志合影。曾三(前排左八),裴桐(前排左九),吴宝康(前排右八),闫希文(前排右七),陈德(第三排右五)。 受访人陈德供图